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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學歷市場的贏家 就業市場的“萌新” :博士就業多元化趨勢初現

        2019年08月05日08:06  來源:中國青年報
         
        原標題:學歷市場的贏家 就業市場的“萌新” :博士就業多元化趨勢初現

          萬象

          終點,起點

          博士就業多元化趨勢初現

          眼看能夠順利拿到畢業證和學位證,物理學博士孟溪手握兩所高校的offer,儼然已是博士畢業生中的人生贏家。

          但她參加完博士論文答辯后,卻突然感覺自己的情緒跌入了谷底,什么事兒都不想做。她曾以為自己想當一名高校教師、未來從事科研工作,然而這樣的道路似乎一夜之間失去了吸引力,甚至讓她感到恐慌。

          孟溪去論壇求助:博士畢業,不想去高校,但又缺乏企業工作經驗,該怎么辦?

          在與她同年畢業的數萬名中國博士中,孟溪提的問題不是個例。

          近年來,中國的博士畢業生數量連年攀升:2004年,有2.3萬名博士畢業,那一年,博士人數首次在《中國統計年鑒》中作為單獨門類統計;2018年,博士畢業人數突破6萬名,同年,近10萬人被錄取為博士生。

          在傳統的觀念中,博士是本學科的“看守者”,獲得了博士學位,就應以學術為業,選擇非學術職業的人往往被視為“管道的泄漏”。

          但這一觀念日益受到挑戰。統計年鑒顯示,近幾年來,中國每年新增博士畢業生人數比新增高校教師多兩萬人左右,這意味著約1/3的博士畢業生沒有獲得高校教職。

          拿到了人類社會的最高學位,在學術圈外,博士何為?

          學歷市場的贏家,就業市場的“萌新”

          讀博之前,孟溪的想法很單純,甚至有點兒“愣”。“當時年紀小,總覺得這輩子起碼得做一件一般人干不了的事兒。”這個東北姑娘說。

          她就這樣開啟了讀博之路。至于未來找什么工作、就業市場情況如何,她自嘲道:“以我當時的心智情況,根本不可能想到這些。”

          讀博期間,她跟導師交流最多的就是實驗情況。而工作打算以及就業市場的行情,則很少進入師生們的討論范疇。

          過了3年多“朝八晚十”、周末單休的實驗室生活,一位博士師兄提醒她:“趕緊做簡歷,準備找工作吧!”

          孟溪開啟了“找工作模式”,但她實際上無法花太多時間聯系工作:寫發表論文和畢業論文就已經占據了她的絕大部分精力。為了修改畢業論文,她連續一個多月熬到夜里兩點才睡,早上醒了,抓起一件衣服套上就開始工作。有一天她突然意識到,身上這件灰色套頭衫自己已連續穿了十來天。

          她的導師們認為,“博士畢業理所當然去高校”。孟溪的博士師兄師姐畢業后,基本都走了這條路。

          孟溪原本也以為自己愿意當一名大學教師,將科研作為志業。今年春天,孟溪的論文盲審和畢業答辯都很順利,有兩所高校也給她發了offer。眼看再過不久就能拿到學位證,但她突然感覺自己像是被擊垮了,眼淚會不由自主地涌出來。心理咨詢師告訴她,這是她讀博期間長期處于應激狀態所致。

          前幾天,她接受家人的建議,同一所離家較近的高校簽了約。高校里的績效考核讓她擔憂:學校明確表示不會提供科研啟動經費,而且她要在入職之后才能知道具體的考核標準,但她此前已經聽過好幾起校方失信的例子了。

          孟溪有一個朋友在山東某高校任教,入職后才發現校方提高了考核標準。朋友向她抱怨說:“安家費沒落實多少,別的(待遇)也沒漲,倒是考核標準漲了。”

          但蘭州理工大學理學院教授馬軍認為,當前博士生的就業情況仍比較樂觀。

          他告訴中國青年報·中國青年網記者:“在高校里,除了國家提供的基本工資外,如果科研成果比較多,每年收獲的科研績效是非常可觀的,甚至是正常薪酬的10倍,沒有上限。”學科之間的差異也不容忽視。馬軍說,很多工學專業的博士可以在校外找到橫向課題,收入都非常可觀。”

          與孟溪相比,林飛謀求教職的道路更為曲折。

          去年,林飛在某名校拿到文科博士學位。畢業后,他沒找到滿意的教職,便接受了某大型企業的offer——管理崗位,年薪20多萬元。他工作了兩個月后,突然接到外省一所高校的入職通知。

          盡管企業的薪資待遇符合預期,但林飛感覺工作不夠自由,相比之下,他更向往高校中的工作環境。

          導師勸他謹慎考慮:“當‘青椒’是看不到頭的。”家人則支持他去高校,認為大學教師是份體面的工作。林飛告訴家人,教師的月收入只有在企業工作的1/3。

          權衡之下,林飛還是作出了決定。

          林飛沒有立刻辭職,那時他的畢業證已經到手,但學位證要到年底才能拿到,他希望兩證齊全之后再去辦理入職手續。

          這所高校的工作人員一開始表現得通情達理,他們說可以先為林飛安排宿舍、辦理校園卡,等他拿到學位證再辦理入職手續。

          但下一通電話就變了味道,一名教師要求林飛立刻到校坐班,理由是所有青年教師入職第一年都要坐班。盡管家里有些狀況,但是林飛還是匆匆辦理了辭職手續,趕到學校。

          年底,林飛拿到了學位證,第二天他就按入職學校的要求去做了體檢,準備次日去報到。這時,他又接到了電話。對方告訴他不必來辦理入職手續了。

          林飛大驚,連忙坐高鐵趕到學校,卻被告知沒有編制:學院說因為學校不給編制,學校人事處則說學院沒來申請。

          林飛打通了院領導的電話,被告知:現在已經沒有名額了。院領導承認,在林飛之后,他們又面試了其他人。

          林飛意識到,如果有了更合適的人選,校方會主動毀約,“學校只是損失了5000元違約金,但是對于我們畢業生的影響就很大”。辭掉工作的那半年多,他幾乎沒有收入。

          作為導師帶的最早畢業的博士生,林飛找工作的情況也很受學弟學妹關注。林飛畢業還算順利,即便如此,他參加博士畢業答辯時,也已經身無分文——博士延期這一年,學校停發補助,他靠在校外做些兼職養活自己。

          現在,林飛還在尋找教職。這一年多的波折,帶給他新的反思:“念了這么多書,腦子也要活一點,生存能力是第一步。”

          多元化就業趨勢初現

          任奇在博士畢業后到某國企工作,作為一名工科博士,任奇在企業中做科研不必擔心偏離實際——國企中的科研工作都直接面向生產,而且可以提供一線數據作為參考,而這些數據通常不對外公布。

          再者,國企資金雄厚,任奇不必像在高校工作的同學那樣絞盡腦汁地申請課題基金——企業內部就可以為他提供數百萬元的研究經費。

          但任奇很快便意識到了自己的短板——年齡。

          任奇本科畢業后,因成績優異,被保送為本校的直博生。跟讀完3年碩士再讀博的同學相比,27歲就拿到博士學位的任奇,已有很大的年齡優勢。

          盡管如此,任奇進入國企工作后,還是尷尬地發現自己屬于“大齡新人”。任奇冷靜地分析了自己的處境:“如果在企業發展的話,博士只適合走技術路線,如果走行政管理路線,可能已經晚了。”

          但任奇又意識到:在仿照公務員系統運轉的國企中,幾乎所有的資源都圍繞行政管理權力展開。這就意味著,如果他達不到一定的行政管理職位,對于做科研也不利。

          相比之下,更有活力的民營企業成為部分博士畢業生的新選擇。

          在清華大學的就業重點單位榜單上,華為公司連續3年都是“收割”清華博士最多的單位。今年5月,華為海思發布全球攬才公告,多達31個崗位招聘博士生。近日,華為給應屆博士畢業生開出百萬元年薪的新聞又吸引了眾多關注。

          最近兩年,前述就業重點單位榜單上還出現了騰訊、阿里巴巴等“新興勢力”。不過,上述幾家企業招聘的博士生一般限于計算機、應用數學、人工智能、自動化控制等近年的熱門領域。

          在網絡論壇上,在公司和高校的工作之間權衡的咨詢帖也有所增加。顯然,也不是所有人都買私企的賬,有人直言:與985高校的助理教授相比,華為公司“只是錢多一點”。

          另外,還有眾多博士畢業生選擇到黨政機關工作——去年,福建省委組織部一舉招攬了30名清華博士畢業生,僅次于華為公司的31人。

          從國內高校的畢業生就業質量報告中,不難發現博士生就業多元化的趨勢。5年來,清華大學、北京大學簽三方就業的博士畢業生中,到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的比例均有所下降,而到國企、私企就業的比例明顯上升。

          這背后是嚴峻的學術圈就業形勢:博士帽年年增加,但學術職位的數量卻相對穩定。

          早在數年前,博士就業問題就已在美國、日本、德國等發達國家引起重視。上述國家對博士就業情況的調查顯示:博士在傳統學術部門就業的比例均呈下降趨勢,且理工科比人文社會學科下降更為明顯。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沈文欽告訴中國青年報·中國青年網記者,以美國為例,數學和計算機科學的博士畢業生在學術界就業的比例,從上世紀70年代初的80%下降到上世紀90年代末的47%,雖然人文學科類、社會科學類的博士畢業生仍以在學術界就業為主,但比例均有所下降——人文學科類下降了 10.7%,社會科學類下降了17.9%。

          供大于求的形勢之下,“非學術職業”就成為博士畢業生主動或被動的選擇。

          復旦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教授馬臻認識的博士生中,有人到高校當老師、有人到企業工作、有人到中學當老師。馬臻認為,這些情況都理所當然:“形勢就是這樣的,高校沒有那么多職位,而且高校‘青椒’比較苦。如果特別喜歡做學術的話,可以留在高校;如果想掙錢的話,那就可以進企業。”

          馬臻認為,不同大學之間、不同學科之間的差異很大,泛泛談論“博士生就業情況”過于籠統。他說:“有的高校,學科博士點膨脹,人比較多、科研基礎又不是很好,那么(博士畢業生)可能就有些不受待見了。”

          通過觀察自己的碩士生、博士生找工作的情況,馬臻發現,碩士生往往要花很多時間實習,博士生找工作反而更簡單,只需投遞簡歷、再花少量時間面試即可。

          在一些招聘者眼中,博士學位本身就有足夠的分量。馬臻的一個博士生找工作時,對方表現得非常信任這名學生:“能讀下博士學位的至少不傻,有專業能力。”

          馬臻認為:“機會永遠是屬于強者的。”

          學術圈外,博士何為?

          早在2011年,《自然》雜志就曾連發3篇文章,矛頭直指博士過度生產現象。其中一篇文章認為:博士規模之所以迅速擴張,是受科研項目需求的驅動,而沒有充分考慮學術勞動力市場的容量。

          近年來,中國的博士招生規模連年擴大,去年9.55萬人被錄取為博士生,人數再創新高。博士帽多了,甚至一些并不指向學術生產的工作崗位也明確要求博士學歷。近年,有些高校招聘輔導員時要求應聘者有博士學歷,而在以往,這個崗位上主要是本科或碩士畢業生。

          1979年,美國學者蘭德爾·柯林斯在《文憑社會》一書中描述了“文憑通貨膨脹”的現象,他認為:“隨著越來越多的人獲得更高的學位,工作職位對教育水平的要求也水漲船高。當越來越多的人獲得某一教育文憑或學位時,其價值也就隨之下降。”

          但與此同時,中國還存在一種矛盾的現象。

          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卿石松提到幾個數據:企業是我國研發經費支出最多的部門,2017年各類企業的研發經費支出占全國總量的77.6%,但企業研究與試驗發展(R&D)人員中擁有博士學位的還不到1%。另外,中國的高校里,除了研究型大學,具有博士學位的專任教師占比其實并不高。2017年,普通高等學校專任教師中擁有博士學位的僅占24.4%。

          卿石松認為,就傳統的博士“生產”目標——培養學術接班人——來說,博士數量可能過多,但中國高校依然有較大的需求空間;如果換個角度看,知識經濟時代需要高級人才,要推動科技和產業革命,更是需要大量的人才,“高層次人才,當然越多越好”。他認為:如果將企業的需求考慮在內,目前的博士人才仍然不足。

          在高等教育更為發達的美國,未來的輪廓初現:今年3月,美國自然科學基金會(NSF)發布報告稱,在私營部門(private sector)就業的博士畢業生占比(42%)首次接近教育機構(43%)。這被視為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轉折。

          張恬在讀博之前,就是奔著工業界去的。

          面對幾份offer,她沒有太多猶豫便選定了這所位于美國東海岸的州立大學。在業界“大牛”手下工作了3年,張恬通過學校和學院組織的講座開始接觸業界。

          張恬同門的博士師兄師姐,大部分都到工業界工作,也有人到美國聯邦政府做與企業相關的科研工作。

          今年暑期,張恬申請到波士頓一家公司的實習崗位。她原以為,公司里的研發工作相對簡單,博士期間多學的知識可能用不上。但她開始工作后就發現,這家公司在研發很多新產品,她面臨著許多未知。

          跟張恬讀博時做的課題相比,公司里的課題難度不大,但也有些挑戰。在這里,她的研究能在較短時間內就看到答案,“正反饋來得很快”,這讓她覺得“自己的活兒沒白干”。相比之下,讀博時的研究就像一個人在廣闊的沙漠里踽踽獨行,不知還有多久才能看到綠洲,更不知道,前方究竟有沒有綠洲。

          “在學校里做實驗,需要不斷地試錯、不斷地試錯。”張恬說。而在公司里做研究,容錯率比較低。

          卿石松作調研時,有企業主向他抱怨:有的博士畢業生來到企業工作后,仍然延續學術研究的思路,但企業更看重研究的效益和時效性。

          卿石松認為,到企業工作,博士生需要理解商業文化和商業環境,例如更多考慮經濟效益;但在博士培養過程中,學術能力仍應是核心,此外可以注重通用能力的培養,如溝通能力、跨學科合作能力等。

          卿石松說,在英國,出現了產、學、研聯合培養博士的現象:企業若需要某方面的人才,便與擅長該領域的高校聯合培養。企業由此介入博士培養階段,博士生則帶著企業的研究課題讀博。

          作為宏大結構之中的個體,博士生們能做的也許就是更早地規劃未來。

          作為導師,馬臻曾多次主動邀請名企HR來校做講座,為學生們講職業規范、職業倫理、應聘和面試技巧等。

          他認為:“導師在學生找工作的過程中起到很大作用。”在學生需要的時候,馬臻會為他們介紹工作機會、親自寫推薦信,等等。平時,馬臻時常跟學生們“應機說法”,例如提醒他們學會從領導者的視角思考問題。

          短暫的企業工作經歷,讓林飛重新審視所學。在企業工作時,林飛心里一直忐忑不安:“我學的專業,社會到底認不認可?”

          他決定,就算未來去高校工作,也不能僅僅會寫論文,“否則研究的東西對社會無益”。他問自己:“要多想一想,我們能貢獻給社會什么?自己又希望得到什么?”

          林飛的結論是:“研究要接地氣,學術才有生命力。”

          (應受訪者要求,孟溪、林飛、任奇、張恬為化名)

          中國青年報·中國青年網記者 李雅娟

        (責編:郝孟佳、熊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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